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于10月13日在云南昆明闭幕，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性宣言，是大会的主要成果。

“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昆明宣言”给出的这一承诺，让我们看到了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希望。

“‘昆明宣言’是非常积极、并有雄心的宣言。”13日晚，在大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如此评价。

“昆明宣言”包含什么内容，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怎样的影响？蓝蓝天工作室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13日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举办，介绍高级别会议成果。叶传增摄

为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寻找路径，“昆明宣言”寻求最大共识，体现中国智慧、中国贡献

13日下午，大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为期两天的高级别会议，规格之高在大会历史上极为罕见：9位国家政要和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了领导人峰会，119个缔约方、26个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125位部长级的代表，还有24位驻华大使出席了会议。正是因为规格高、参会代表多，能够凝聚共识更显珍贵。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指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1970—2016年间，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消亡了68%。

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爱知目标”，是全球第一个以10年为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然而，10年过去，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远低于预期，“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2020年目标没有实现。

“爱知目标”成绩单不尽如人意，让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担子更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表示，如果任由这种威胁持续下去，就会越过地球的生物多样性阈值，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未来再进行恢复，不仅投入巨大，而且不确定性高，导致人类发展不可持续。

“昆明宣言”正是在这一严峻的背景下通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任海看来，“昆明宣言”是为各国在过去履约中存在问题开出的“一剂良药”。他认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力，究其根源，是政治家、民众、科学家之间的保护和发展共识不够，全球不同区域和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导致。要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并加以解决。

高吉喜说，“昆明宣言”要为全球寻求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治理体系，体现了196个缔约方寻求最大共识，也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贡献。

正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所言，“昆明宣言”集中反映各方政治意愿，宣言释放出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决心，并展示出我们将在相关问题上将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13日晚，大会新闻组举办“昆明宣言”专家解读会。

四方面17项承诺，为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雄心和动力

被寄予厚望的“昆明宣言”包含哪些内容？“回顾”“强调”“关切”“认识到”等关键词，表达了缔约方共同探讨形成的一致结论，之后的承诺则展现了各方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共同认知。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昆明宣言”共有17项承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及配套保障措施。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展示生物多样性价值，促进其在国家政策、法规、规划、战略等领域的主流化，为各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基本的保障和支撑条件。

二是要完善环境法律框架。从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角度推进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促进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

三是要针对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四是要强调利益攸关方参与，鼓励相关部门和利益攸关方做出贡献，促进多边环境公约和国际进程的协同增效。

因为疫情等原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被迫两次延期，分成两个阶段召开。一般认为，第一阶段为讨论形成共识；第二阶段着重磋商谈判，形成未来10年的保护框架和目标。因此，“昆明宣言”实际上也是在为第二阶段的磋商谈判奠定基础。

赵英民认为，“昆明宣言”对制定和实施兼具雄心、务实和平衡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发挥引领作用，为后续的磋商和谈判规划了方向、提供了基础和政治指引。

伊丽莎白·穆雷玛说，“昆明宣言”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为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了雄心和动力。

8月10日，航拍的云南北移亚洲象。象宝宝在午休，象妈妈站着给它们遮荫。郭元丰摄

强化落实和执行，兑现“昆明宣言”的承诺

“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宣言，并不具备严格的法律效力。因此，宣言是否能够落实、17项承诺是否能够兑现，值得关注。

对此，伊丽莎白·穆雷玛也在发言中强调，“昆明宣言”本身只是一个文件，重点在落实和执行。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昆明宣言’从一个全球性的宣言变为各国制定政策的参照，只有各国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和路径纳入国家政策或决策之中，宣言才不会落空。”高吉喜说。

高吉喜建议，在明年制定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设置明确的考核方法，确保宣言承诺逐一兑现。比如建立全球、国家和地区几个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衡量考核指标，每隔一段时间检查指标是否落实、落实是否到位，根据考核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等等。

专家们认为，在保护中体现公平正义，也是兑现宣言内容的重要一环。任海表示，“爱知目标”没有实现的最核心问题，是各国在保护和利用之间难以达成平衡。比如，对待生物多样性利用，发达国家是在保护中利用，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在利用中保护，因此，应确保各国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

确保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获取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同样重要。高吉喜表示，很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和生物多样性下降严重的地区都比较贫困，需要发达国家拿出资金来帮助这些地区，同时还要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技术。

“真正作出改变，才能创造我们大家所乐见的未来。”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与会人士表示，“昆明宣言”是缔约方的承诺，应该成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动员令。国际社会要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蓝蓝天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