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源污染是造成长江流域总磷污染的主要原因。但是仅针对贵阳这一小流域，我们实地调研发现，工业源是总磷污染的主要来源。”

在近日举行的2023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专题论坛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以下简称长江联合研究）贵阳驻点工作组组长关潇表达了上述观点。

“三磷”与总磷污染关系几何？

近年来，磷污染已成为影响我国水环境质量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曾公开指出：总磷已经成为长江流域首要污染物。“十三五”时期，长江流域虽然开展了一系列总磷污染控制工作，但“三磷”（磷矿、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库）污染问题尚未根本上解决。

是什么造成了长江流域总磷污染？“三磷”与总磷污染又是什么关系？

“总磷污染成因多样，每个地方都具有显著差异。就长江流域概况来说，总磷污染主要来自于面源污染、‘三磷’等工业企业排放、污水处理设施排放与水土流失等。”清华大学水质与水生态研究中心副主任、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彭剑峰教授曾介绍道，“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长江流域‘三磷’等工业企业排放是加剧磷污染的重要原因。但就整个流域而言，面源污染是总磷污染的重要来源。”

记者了解到，为支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2018年，生态环境部成立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长江中心），以水专项等科研项目和长江联合研究成果为基础，着力开展以总磷控制为核心的流域水质目标管理、长江流域58个驻点城市“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和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智慧决策平台等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作为贵阳驻点工作组组长，关潇用贵阳洋水河案例详细讲述了“三磷”污染治理的相关经验。

关潇介绍，地处西南边陲地带的贵州省有着“亚洲磷仓”之称，磷矿储量26.95亿吨，居全国第3位，而高品位的磷集中在贵阳市域。

洋水河是乌江二级支流，流域大处于贵阳市开阳县境内。流域内磷矿自1958年建矿至今已有60余年的开采历史，是贵州省乃至全国最主要的磷矿资源地和磷化工基地之一，也是我国三大磷矿区之一。

“全国高品位的磷集中在贵阳，而贵阳的磷化工企业又集中在开阳县，‘三磷’问题可想而知。”关潇说道。

据介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磷矿开采管理粗放、磷化工企业治污不力，曾经清澈透明的洋水河总磷污染突出，变成不堪入目的“牛奶河”，成为困扰当地政府、群众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乌江作为长江水系面积超过8万平方千米的8条主要支流之一，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可以说，调查开阳县洋水河流域磷污染物浓度总体水平，研究其变化规律和趋势，为磷污染控制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对进一步保障乌江水质安全、做好长江流域磷污染防治有着重要意义。”关潇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

5步法精准帮扶解决总磷问题

作为58个驻点城市之一，为了从源头治理贵阳“三磷”污染，国家长江中心贵阳驻点工作组驻扎开阳县深入洋水河开展调研，针对洋水河流域“三磷”问题提出了综合整治方案，支撑了总磷问题的解决。

关潇介绍，为降低洋水河总磷浓度，贵阳驻点工作组提出了“掌握需求—问题解析—分解任务—集成成果—落地应用”5步法，做到“问题找得准、成因解析准、技术手段准、管理措施准”4个精准，开展洋水河流域内7家磷矿企业、两家磷肥企业、4家黄磷企业及两个磷石膏库精准帮扶。

“经过分析，我们工作组制定了《开阳县洋水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对洋水河流域15家涉磷企业进行科技帮扶，提供差异化源头治理解决方案和技术报告，科学、系统治理洋水河磷污染。”关潇讲述。

“受贵州喀斯特地貌及过去磷石膏堆场建设标准限制，部分磷渣污水易渗入地下溶洞或通过地表水进入乌江，虽然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堆场系统化整治，但是往往很难短期见效。”关潇告诉记者，“开展‘三磷’排查过程中，我们构建了一体化排查技术体系，通过无人机结合地形地貌核算整个贵阳市的磷石膏储量，解决磷石膏堆存问题，但究竟堆存了多少，还没有具体数据。”

2018年12月，驻点工作组第一次踏入贵阳开展‘三磷’排查治理，关潇回忆着当年的工作场景，“我们结合贵阳市特点构建了小流域水污染治理技术模式，从溯源诊断到点、面结合治理，同时协助相关管理部门和企业制定了‘三磷’污染全流程治理和管理的技术体系，针对每一类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经过治理，洋水河流域多年以来总磷超标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据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洋水河大唐口断面年均值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类水质要求，曾经被称为“牛奶河”的洋水河恢复了往日的清澈。

关潇告诉记者，“治理后的洋水河出境断面总磷浓度从2018年的平均0.35mg/L降低到0.2mg/L以下，水质目前稳定在III类。”